一所學校關於平板電腦的收費通知
2022年7月，雲南普洱市一位家長通過國務院『互聯網+督查』平臺反映，當地一所學校以是否購買平板電腦為依據劃分『智慧班』和『傳統班』，想要進入『智慧班』的學生需要花5800元購買平板電腦。
經當地政府核查，從2020年開始，學校一直在推行這套分班制度。
『平板分班』不是一個新鮮話題。
過去幾年，浙江、安徽、山西等地多所學校都因此被國務院督查組點名批評過。
2020年至今，督查組連續三年強調，嚴禁以分班為名強制學生購買平板。
但即使有嚴厲的要求，根據今年9月教育部網站的通告，近期依然有學校打著『自願』的幌子，設立『智慧班』『未來班』，要求學生購買平板電腦及學習軟件。
通告中提到，有的學校甚至為相關企業『搭臺唱戲』推介學習軟件。
在官方文件裡，學校的這種行為被認定為增加了學生家庭經濟負擔，影響教育公平，社會影響惡劣。
在接受北青深一度采訪時，重慶的一位家長對『平板分班』有很多怨言，但她還是花6800元給孩子報了名，因為學校承諾，平板班會配置更好的教師資源。
讓她更加不滿的是，在之後的三年裡，平板電腦隻在公開課上使用過三次。
接受采訪的多位家長，都提到了類似的問題，他們花大價錢買來的平板電腦，最後往往隻體現出了看課件、交作業這些簡單的功能。
平板電腦在教育中的應用，對硬件和觀念都有著很高的要求，這是很多學校並不具備的。
『平板分班』的熱潮之下，學校該以何種方式引進這種電子設備，又該如何發揮它在教育中的意義，這是一個仍待思考和修正的問題。
進入平板班
想進入平板班，錢是很重要的門檻。
四川綿陽的徐文在高一分班時執意要去平板班，收費三千元，父母盡管不願意，還是支持了她的決定。
她就讀的這所學校『曾經是重點高中，現在沒落了』。
分班時，老師介紹，平板班的教育水平、環境氛圍相比普通班會更好，有了平板，老師可以通過大數據更好地掌握學生情況，因材施教。
徐文被這一點打動了。
購買平板之後她才知道，每學期要另交軟件使用費，三年總計七千元。
徐文有種『被忽悠』的感覺，而且平板班的數量沒有設限，全年級31個班，最後有了12個平板班。
浙江一所公立初中隻設置了兩個平板班，師資力量和全校成績最好的兩個『創新班』相當。
想進『創新班』，需要考到年級前90名。
而進入平板班，隻需要花五千多元購買平板電腦，每學期再交幾百元的軟件使用費，即便成績墊底，也可以擁有和年級前90名同樣的師資。
當平板分班關系到教育資源，學生和家長很難有更多選擇。
在廣西梧州讀高中的趙盼，到現在還很後悔，2020年入學時，因為家裡條件困難，負擔不起6000元費用，沒有報名平板班。
她後來才知道，平板是進入重點班的前提。
買了平板的人才能按照成績排名，有機會被分到重點班，以她的成績如果買了平板，剛好可以進入。
另外一些學校雖然沒有以平板為依據分班，卻要求所有學生統一購買。
2022年秋季入學報到時，廣東一名高一新生收到通知，學校要搭建『智慧教育平臺』。
配套的學習工具需要學生自費購買，包括880元的平板電腦、600元的智能數碼筆以及5500元的軟件服務費，總計6980元。
學校的建議是，『全體購買』。
有家長提出，收費太貴，想要分期付款，或者以『出租』的形式使用，學生畢業時再把平板返還。
但這兩種方案都被否決了，相關負責人給出了另外一種選擇：若超過90%家長不同意購買，就不用平板。
但依然要先交錢，統計後再退費。
『哪一個家長希望自己的孩子比別人差？肯定會先付款的』，這位高中生覺得，90%的限定沒有意義。
名義上是家長們自願簽字購買，但實際還是『半強制的』。
在采訪中，很多家長都對自費購買平板設備有意見，但他們更怕『耽誤孩子』。
張亮是一名初中生的家長，他在礦上工作，愛人專職帶孩子，家裡欠著20多萬外債。
但他還是借了5000元網貸給孩子買了平板，他說得很直白，『如果其他孩子都買，自己孩子沒有，怕他受到不公平的對待』
平板設備大范圍出現在教育系統，始自2016年左右，隨著《教育信息化『十三五』規劃》出臺，全國各地的教育信息化改革逐漸開始。
2019年，國務院發佈的《中國教育現代化2035》指出，要建設智能化校園，統籌建設一體化智能化教學、管理與服務平臺。
但教育部也對類似電子設備的收費有明確規定。
2020年發佈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和規范教育收費管理的意見》指出，學校不得強制或者暗示學生及家長購買指定的教輔軟件或資料。
另一份《關於引導規范教育移動互聯網應用有序健康發展的意見》的文件也提出，作為教學、管理工具要求統一使用的教育移動應用，學校不得向學生及家長收取任何費用。
從2020年開始，多所學校因為借『智慧課堂』『教育信息化』的名義，推薦家長買指定品牌的平板電腦，遭到了國務院督查組的嚴厲通告批評。
『按照教育行政部門的要求，這套東西肯定不能向學生收費』，但一位老師解釋，有的學校可能確實沒辦法，各地區財政狀況不同。
學校申請不到對應的項目經費，但又要發展教育信息化，隻能轉嫁到學生家長身上。
比如在廣西，小學語文老師彭雪嬌說，平板教學是區政府主推的項目，每個學校都很重視。
教育局明確要求不準向學生收取設備費用，所以學校並不統一購買平板，由家長自備。
但受制於經費，學校還是要求每個學生，每年給軟件公司交600元的使用服務費。
浙江一位平板班的初中生上課無聊時，會拿平板來畫畫
三年用了三次
2020年，疫情來了，孩子不得不居家上網課時，張亮發現，這臺全家最貴的電子設備沒有前置攝像頭，不能與老師互動，連無線網也很卡。
他又花2600元買了一臺iPad。
河南一位高中生抱怨，他的平板也『質量糟糕』。
花3500元買的平板，內存隻有16G，『非常非常卡』，點開30幾兆的文件要等幾分鐘。
他的平板摔過一次後無法開機，學校負責維修的人說主板壞了，維修600元，還要另外付30元運費寄到廠家。
而校外維修店的人告訴他，『這都是該扔的平板，600元能重買一個』
趙盼的平板還配備了一根智能筆，但『太難用了，沒人用』。
她說，系統裡有課堂實錄，但內容不完整，畫質很差。
想看視頻課又需要耳機，學校卻不允許學生在自習課使用耳機。
最終，平板的功能僅僅停留在看課件以及課後拍照提交作業。
在重慶，李梅在給上小學的兒子報名平板班後，就有種『被騙了的感覺』：市值300元的平板，因為加上了軟件使用費，要一次交納6800元；學校答應配備最優秀的師資，開始是一名全國優秀教師當班主任，在二年級時也被調換……最重要的是，李梅一直不明白，平板設備在教學起到的作用是什麼，『為了保護視力，學校每年都倡議家長少給孩子用電子產品，那平板算什麼？』
買平板時，老師說，包括上課內容、師生互動、課後作業，都會在平板上完成。
但是，三年過去，平板隻在公開課上使用過三次。
語文老師偶爾會在平板上佈置閱讀作業，但家長們為了方便，都選擇在手機上下載app完成。
李梅覺得，數碼科技發展迅速，無論是平板還是所謂軟件，『三年前的配置，早就跟不上時代了』
在采訪中，我們發現，很多非重點學校更熱衷於引進平板教學，但受自身條件所限，配套的設施和教學理念沒有跟上，設備淪為『擺設』。
有的學校一層樓隻有一個WiFi，六個班級，300多人同時用平板時，就會有一個班的學生無法連網。
曾經在一家教育信息化公司擔任培訓講師的鄭欣怡說，一些新建學校或是比較偏遠的學校的確更願意嘗試平板教學，想以此擴大知名度，作為特色招生。
但對企業來說，一項對公業務，產品的設計很多時候並不能完全從用戶體驗出發，而是要充分考慮領導層面的需求和招投標要求，很難做到產品上的極致。
以鄭欣怡的從業經歷，一些大品牌通常自上而下推廣，『他們會直接搞定大領導，不僅僅是教育局，甚至可能找到政府方面的領導，然後直接做區縣統籌采購，再安排到各個學校』。
小品牌更多靠代理推廣的模式，比如到學校開家長會，根據家長的購買情況辦班，或者跟學校談好合作，一個年級設立幾個平板班，學生繳費報名。
參與過一家智慧教育公司代理培訓的陳亮形容，『就好像搞傳銷一樣』。
據他講述，這家公司以縣、市為區域招募代理。
個人要提前交代理費，區域越大、代理費越高，有的能達到幾十萬元。
區域代理直接面向學校或者教育局，推廣的平板達到一定數量後，公司會返還代理費，個人再賺提成。
陳亮在培訓現場聽到有人說，一年就能賺上百萬、上千萬。
他也去公司在蘇州的總部參觀過，有獨立的兩層辦公樓，還成功融資了好幾輪，看著很體面。
但他覺得『不太靠譜』，公司隻會講怎麼做校領導的工作，給領導返多少利潤，如何讓家長掏錢……『講得天花亂墜，好像這個東西立馬就能賺到錢』。
太原一所學校在大會上介紹『智慧班』情況
『這不是一年就能做好的』
如果李梅能看到距離重慶一千公裡之外的廣東佛山，當地一所重點中學是如何使用平板的，她也許不會有那種『被騙』的感覺。
王餘暉是這所高中的一名畢業生。
在前期兩個班級的試點之後，學校從他這屆開始，在全年級推行平板教學。
他當年也是自費2150元購買了平板和兩年的軟件服務，但他對平板的評價與我們采訪到的其他人不同。
『每一天都會用到，確實對學習有幫助』
王餘暉說，平板最直接的作用是下載教材，背單詞可以不用再背著幾本厚書；找不到老師，或者周末有問題時，也可以通過平板系統私聊，老師會把解題過程拍照上傳；上課做練習題時，系統可以直接統計分數、正確率、錯誤率。
一些難度大的題，任課老師還會錄制視頻，講解步驟、思路、方法。
有問題的學生可以下課後自己看，不會影響上課進度。
學生還可以隨時向學校表達訴求。
平板系統裡的『紙條』APP，就是在學生的反饋下，新增的功能，可以幫助學生隨時查看時事新聞，積累作文素材。
廣東省某重點中學在推行智慧教學前，也先選擇了兩個班級開展試驗。
『信息化的建設不能急於求成』這所學校智慧教學的負責人李宇航說。
在全年級推廣智慧教學前，他們用兩年時間，隨機選取了兩個基礎相近的班級進行試驗。
在他們的經驗中，推行智慧教學，首先要改變的是老師的觀念和習慣。
智慧教學系統的功能是結構化的，在使用過程中，需要老師將系統功能與教學進行深度融合。
他們很明確，使用智慧教學系統的目的是為老師和學生減輕負擔。
對於他們來說，平板隻是載體，真正發揮作用的是一套智慧教學系統。
李宇航告訴我們，學校使用的教學系統能夠智能批改作業，立刻出結果，學生可以獲得及時反饋。
系統還可以通過統計習題錯誤率以及考試時學生在不同題目上停留思考的時間，跟蹤每個人掌握知識的情況。
利用教學系統的大數據分析和海量題庫的支撐，老師可以有針對性地給學生佈置任務，實現因材施教。
既節省了老師的時間，也減輕了學生的負擔。
發展到今天，他們經歷過長時間的探索和改進。
李宇航說，引進這套系統以後，在兩個班的試驗過程中，老師們每隔一段時間會組織教研組的研討會，還會邀請同行交流學習或者開展同課異構進行交流研討，他們都有學習新技術的意識和探索的欲望。
『不僅在用，我們也在思考。
沒有一個系統一開始就很完善，得根據一線需求不斷更新』他們要和系統維護人員保持密切溝通，隨時改進需求。
在李宇航看來，教育技術的發展和使用需要持續性跟蹤。
他們學校在過去幾年逐步完善了包括中心機房、網絡、光纖等在內的基礎設施。
現在，已經實現校園無線網絡的全覆蓋，可以支持全校幾千人同時使用。
李宇航說，『這不是一年就能做好的，需要好多年才能做到』
在王餘暉的母校，平板電腦在教學中得到了很好的應用
之於教育的意義
鄭欣怡在教育信息化公司工作了一段時間後離職了。
她說，自己從沒懷疑過平板對於教育的意義。
『當下的現實是，隻有在好學校才能獲得好資源。
但當每個學生都擁有學習終端以後，也許能解決一部分教育不公平的問題』她說，那時候，不管你在哪裡，都可以享受最優秀的老師，最好的教學資源。
家庭出身無法改變，但鄭欣怡覺得，至少在學校教育層面，能夠利用這些學習終端，快速實現優質資源的再分配。
但擺在眼前的問題是，不論是一些學校、老師或是教育公司，還沒有轉變思維方式，思考平板教育是為了什麼？
山東的一位語文老師沒有機會帶平板班，她的班裡都是一些家庭條件一般、資質也很普通的孩子。
她說，平板分班有時是『重新洗牌的借口』，類似年級組長這類領導想借這個機會，把條件不錯的孩子都分到自己班裡。
在山東曲阜，一名高中生物老師非常抗拒平板教學。
學校引進平板之後，做課件成了硬性規定。
他不想做課件，覺得以自己二十多年的教學經歷和對知識的熟悉程度，完全不需要課件。
引進平板至今有近十年時間，他依然對這項政策不贊同。
在平板課堂，老師依然隻是把課件推給學生是『毫無意義的』。
鄭欣怡說，這和既往的教學方式一樣，忽略了學生的思考。
她發現，有的老師在做了課件以後，會不自覺地按照既定的思路講課，相比過程中學生提出的問題，更重要的是在有限時間內把內容講完。
『而學生在課堂上即時生成的內容，才是教學中最寶貴的，是學生最真實的疑問』
鄭欣怡覺得，包括平板在內的一系列智慧化教學手段，最積極的意義，就是改變原來課堂上老師講、學生聽的單向傳遞。
有了平板之後，學生可以將自己的思考、疑問更直接地表現出來，老師能隨時收到學生的反饋，及時調整下一步的教學。
而她在給一些引進平板教學的學校培訓中發現，有的老師意識和技能比較落後，用Excel表格搜索信息都很困難。
鄭欣怡說，如果老師的認知和技能沒有跟上技術，就很難發揮出平板課堂應有的價值和更多的可能性。
理想狀態下，平板教學不僅要提高成績，更要塑造學生的學習方式和觀念。
李宇航也有類似的觀點。
『智慧教學的最終目的是想把‘以老師的教’為中心慢慢變成‘以學生的學’為中心』。
他說，老師不僅自己要有這樣的意識，也要帶動學生轉變觀念，學生要學會主動探索、主動學習。
在他們學校的系統裡，學生可以直觀地看到個人的學習情況，精準了解自己的薄弱項，從而可以自主地、有針對性地完成練習。
而這一切實現的前提，是學生真正具備了自我驅動學習的能力。
但在現實中，很多使用平板教學的學校，還遠沒到思維方式轉變這一步。
一些學校依然把是否購買平板作為分班的依據。
過去三年，教育部門的批評從沒停止過，措辭十分嚴厲，認為這種做法影響教育公平，社會影響惡劣。
一些共識是很明確的。
就像一位從平板班畢業的初中生在接受我們采訪時說的那樣，既然是為了更好的教育，那麼使用平板不應該有收費門檻，很多家庭條件不好的同學，即使願意努力，也因為沒有錢被排除在外，這很不公平。
《應受訪者要求，文中均為化名》
來源：新農村新農業《搜狐號》
